许敏对话贾可：中国汽车产业转型

许敏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，轩辕奖评审委员会主席，中国汽车动力技术领域的重要推动者，也是《汽车商业评论》长期关注的代表性汽车海归，被称为“中国汽车海归第一人”。 2006年，《汽车商业评论》创刊第二期推出封面故事《汽车海归志》，记录了一批放弃海外稳定生活、回到中国汽车产业一线的技术人才。 许敏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 他曾参与推动奇瑞建立正向开发能力，随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，将研究重点转向原始创新，并持续参与中国汽车动力技术的产业实践。

2026年10月11日，在《汽车商业评论》20周年JackTok特别对话第11谈中，贾可与许敏从《汽车海归志》谈起，用近两个小时回望汽车海归群体的选择、中国汽车从逆向模仿走向正向开发的历程，以及产业在电动化、动力多元化和全球竞争中面临的新问题。 对话还涉及原始创新、增程技术、闪急沸腾喷射、发动机热效率竞争、汽车质量与设计冗余等话题。 本期正文不是访谈实录的简单缩写，而是以许敏的个人经历为主线，将访谈内容重新组织为一篇人物深度报道。

文章试图呈现的，不只是一个汽车海归的归国故事，也是中国汽车二十多年来从“学习怎样做”，到“尝试定义做什么”的产业转变。 正文中的人物经历、技术观点和直接引语均依据本次访谈整理，对部分口语重复、断句和专业术语进行了必要校正。 从2003年不留后路地回国，到今天追问中国汽车能否实现真正的“零到一”，许敏的思考始终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：当中国汽车已经能够把别人的技术做得更快、更好、更便宜之后，能否进一步提出自己的问题，并为世界汽车工业贡献新的答案？ 许敏已经不太记得，自己当年究竟为什么回来。

一个选择一旦被二十多年的产业巨变反复验证，最初的犹豫、权衡和恐惧，往往会被时间压缩成一句极其简单的结论：“回来对了。 ”2006年，《汽车商业评论》在创刊后的第二期推出封面故事《汽车海归志》。 那时，中国自主汽车刚刚越过最初的生存阶段，逆向开发仍是许多企业最现实的选择。 一批从底特律、欧洲和日本回来的中国汽车人，开始出现在奇瑞、吉利、华晨以及国内高校的研发一线。

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发动机、底盘和整车开发知识，更是一套中国汽车当时尚不熟悉的工业语言：正向开发、系统验证、研发流程、项目管理，以及如何把分散的工程师组织成一支真正的研发队伍。 在那组报道中，许敏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。 他1984年出国，在日本和美国研究喷雾与燃烧，后来进入美国汽车工业； 2003年，他卖掉房子和汽车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中国，参与奇瑞汽车研发体系和发动机正向开发能力的建设。 在一些同行眼中，他是较早放弃海外稳定生活、全身投入自主汽车事业的人。 因此，贾可后来一直称他为“中国汽车海归第一人”。

二十年后，那期杂志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枚时间书签。 2026年10月11日，在《汽车商业评论》创刊20周年JackTok特别对话第11谈中，贾可再次坐到许敏对面。 这个系列试图通过20位产业亲历者、20个年度关键词和20场不回避成败的谈话，重新辨认中国汽车走过的道路。 贾可把《汽车海归志》中的那个问题重新放回桌面：当年为什么回来？ 许敏先说，忘记了。 “后不后悔？ ”许敏说，他没有听见谁说过后悔。 留在海外的人，大多也拥有成功而安稳的职业生涯。 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，在一个成熟体系中完成自己的人生。

回到中国的人，被推入了另一种生活：企业需要从零建立研发机构，年轻工程师等待有人带领，产品开发没有成熟路径，许多在跨国公司中只能负责一小部分工作的技术人员，突然要承担一整套体系的创建。 两种人生没有绝对高下，但一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。 “一个人再聪明、再厉害、再勤奋，也只是个人的行动。 这个人放在不同的潮流、不同的平台上，所发挥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 ”许敏和那批汽车海归真正赶上的，正是这样一股潮流。 他们在中国最缺少技术和经验的时候回来，也在中国汽车最需要改变开发逻辑的时候进入产业。

此后发生的一切：自主品牌的崛起、正向开发体系的建立、年轻工程师的成长以及中国汽车今天的全球竞争力，当然不属于某一个人，却与这些归来者带回的知识、方法和眼界密切相关。 如果说2006年的《汽车海归志》记录的是一群人为何归来，那么20年后的这场对话，真正要回答的已经是另一个问题：当中国汽车学会了别人做过的一切，甚至把许多技术做得更快、更好、更便宜之后，它还能不能提出一种此前不存在的答案？ 这也是许敏归来二十三年后，仍然没有停止追问的问题。 他的答案，要从2003年那个非典肆虐的春天说起。

“一个纸片都不留”2003年4月，许敏准备回国。 他没有从美国直接飞往中国，而是先去了奥地利。 当时，奇瑞正在与AVL商谈一批发动机项目，谈判进入十分艰难的阶段。 项目需要一个既懂发动机技术，又能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人，把双方的问题讲清楚。 许敏从美国先到奥地利，完成谈判，再从法兰克福飞往上海。 这样可以避免从中国重新进入奥地利时被隔离两个星期。 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路上，他经历了多次防疫检查。 那是一次特殊的归途，也是他人生真正转向的起点。 在此之前，许敏已经在国外学习、工作近二十年。

他在日本和美国跟随喷雾燃烧领域的顶尖学者，在美国汽车企业从事喷油器、喷雾和燃烧研究，做的是面向未来五到十年的前沿技术。 他拥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。 准备回国时，两个孩子一个五岁、一个七岁，妻子并不同意全家回来。 许敏对家人说，如果在中国失败了，重新回到美国、回到原来的工作并不困难； 但如果成功，这可能是一辈子再也遇不到的机会。 摆在他面前的，是二十多款发动机的正向开发，是一座从零开始建设的研究院，也是一支需要被组织起来的中国汽车研发队伍。

这样的机会，在成熟的美国汽车工业中，几乎不可能交给一个专注于喷油器和燃烧研究的工程师。 他的美国老板听完后对他说，虽然团队离不开他，但如果自己在同样的年龄遇到这样的机会，也一定会去。 “做梦也遇不到。 ”许敏最终下定决心。 他卖掉了美国的房子、汽车以及能够处理掉的全部东西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中国。 “一个纸片都不留。 ”他不想为自己保留任何退路。 只有彻底清空在美国的生活，才不会在遇到困难时产生反悔的念头。 但许敏并不把这次回国描述为一个人洞察时代大势之后的从容决定。 “我当时并没有想明白。

”让他回来的，一边是对家乡的感情。 家乡还很穷，需要通过发展汽车产业改变面貌。 如果自己有能力却不回来，内心会产生一种对不起家乡父老的负罪感。 另一边，是一个工程师难以拒绝的事业诱惑。 “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、这么大的责任，让我来负责。 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，在国外一辈子也不可能碰到。 ”家国情怀、事业理想、不确定性和个人冒险，最终混合在一起，促成了他的归来。 回来的，不只是一个发动机专家许敏1984年出国。 在此之前，他于1979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。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等教育后的最早几届大学生。

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，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对年轻人产生了强烈感召。 许敏当时最明确的人生理想，是成为一名大学老师，从事科学研究。 为了获得公派留学资格，他必须在专业考试中考到第一名。 每个专业可能只有一个出国名额。 国家和学校也会明确告诉这些留学生：完成学业以后，要回来服务。 许敏原计划在1989年或1990年前后回国。 后来由于时代环境发生变化，那批留学生被换成因私护照，也被允许留在国外发展。 他随后进入美国汽车工业。 回国的计划被推迟了，但最初的承诺并没有彻底消失。

回到奇瑞后，许敏所面对的工作，远远超出了自己熟悉的喷油器和燃烧研究。 他需要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研发团队，建立研究院，建设研发大楼，组织发动机以及其他系统的开发，还要协调国外设计公司和供应商。 “没有一件事情是以前做过的，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”一开始，许敏并没有信心。 在国外企业，他所研究的是很深却很窄的一个领域。 公司交给他的任务边界清晰，他只需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到足够深入。 回到奇瑞后，他要从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迅速转变为研发组织者。 但他也很快发现，中国企业的工作方式与海外不同。

这里不是一个人在完成边界清晰的任务，而是一群人围绕共同目标相互支撑。 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项目以星期和月份为单位向前推进，海外合作伙伴也在中国企业的投入和压力下迅速成长。 许敏在国外时，觉得那些director、副总经理级别的人物高不可攀。 真正承担起研发组织和产品开发责任后，他发现，所谓伟大人物并没有那么神秘。 一个人被放在合适的位置，获得清晰的责任、团队和资源支持，就可能完成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。 第一年，他仍在摸索； 第二年，他开始建立信心，敢于放开手去做。 那批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工程师也在项目中迅速成长。

他们后来成为中国汽车企业的研发骨干，有些人走上了技术和管理领导岗位。 许敏认为，这才是汽车海归在那个阶段最重要的价值。 他们带回来的并不只是一套技术，而是如何开发一辆汽车、如何开发一台发动机，如何建立流程、组织团队并完成复杂工程的方法。 从逆向模仿到正向开发许敏回国时，中国自主汽车仍处于逆向开发阶段。 寻找一款成熟车型，拆解、测绘、模仿，再组织供应链进行生产，是成本最低、速度最快、风险也最小的办法。 正向开发则完全不同。 它要求企业从产品定义开始，建立设计、仿真、试验、验证、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完整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