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轻人就业难创业易

现在的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倒错：你在就业市场上找一份体面的初级白领工作，难如登天。 你的简历投出去几百份，如同泥牛入海，连一个基础岗位都有上千名名校生在竞争。 但是，如果你是一个20岁出头的名校年轻人，在硅谷租一间两居室，在窗户玻璃上写几行AI架构图，拉上两个同学做一个垂直领域的智能体项目，你要拿到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，竟然比找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正经工作还要容易得多。 找工作难到了极点，拿融资却容易得有点不可思议。 现代工商业社会延续了一百年的潜规则，在这两年被彻底掀翻了。

从前是这样：你先老老实实当学徒，学会了怎么做事，才有资格坐上牌桌。 现在完全反过来了：整座大楼的门被直接锁死了，你连被雇佣、当牛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，只能直接去当庄家。 这并不是雄心壮志的爆发，而是一场退路断绝后的集体逃难。 另一方面，荒唐的地方也在这里。 这些被迫当上老板的年轻人，实在太年轻了，你很难不怀疑他们。 他们的名片上印着创始人、CEO，手里攥着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投资。 但在现实世界里，他们其实还是一张张白纸。 他们甚至没有上过一天班，缺乏最基础的职场经验，对一家正经公司到底是怎么运转的，几乎毫无概念。

当现实推门而入的时候，这种巨大的认知断层，就变成了一种极具黑色幽默的尴尬。 不过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当工位的幻觉被打破，人生的天花板也被彻底掀翻了。 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，送给所有敢于下注的年轻人，最好的一份礼物。 《华尔街日报》最近报道了这样的故事和趋势。 在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里，新招来的全职员工推开门，问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行政问题。 出差见客户加的油、吃的工作餐，能不能走公司账报销？ 怎么报？ 坐在对面的创始人雨果·斯塔克（Hugo Stack）一下子被问住了。

这位刚刚从硅谷顶级风投a16z手里拿到了启动资金、正在做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年轻CEO，脸上闪过一丝茫然。 他不知道发票要贴在什么单据上。 他不知道财务软件里该选哪一类预算科目。 他更不知道普通公司的出差餐标一般定在多少钱一天。 他只能含糊其辞地把问题搪塞过去。 然后，他转头在聊天软件里到处找同行打听。 事后他在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采访时很坦白地承认了当时的尴尬：“我都得现去查。 因为我们公司的三个创始人，在此之前甚至都没在任何正经单位上过一天班。 ” 斯塔克今年27岁。

在成为CEO之前，他在华尔街和几家大型咨询机构的初级招聘里碰了一鼻子灰。 简历投出去几百份，全部石沉大海。 他去法学院办了延期休学，转头拉了笔投资，自己当了老板。 无独有偶。 在旧金山一间略显拥挤的两居室出租屋里，21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应届生贾伊·巴蒂亚（Jai Bhatia），正在和他的合伙人雅利安·维吉（Aryan Vij）对着窗户发呆。 那扇临街的落地玻璃窗被他们直接当成了白板，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系统架构、代码逻辑和一串串黑色的计数标记。

大学毕业前一个月，巴蒂亚手里其实有几份还算体面的初级技术岗offer。 但他和合伙人商量了一个下午，决定全拒掉。 他们连毕业典礼都顾不上细想，直接拿着著名孵化器Y Combinator给的50万美元，成立了一家做AI协作软件的公司，招了两个全职工程师。 巴蒂亚给出的理由非常冷淡，没有任何硅谷常见的煽情修辞：“如果去大厂，我大概率会在三年之内被AI替换掉。 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我宁可现在就赌一把我自己。

” 风投机构Sugar Free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希娜·金达尔（Sheena Jindal）在最近的一次行业讨论里，说出了一句在这个时代听起来格外魔幻的事实：“在今天的美国，一个20岁出头的名校毕业生要融到200万美元，比他在市场上找一份正经的入门级白领工作，要容易得多。 ” 这不是个案，也不是少数天之骄子的特权游戏。 根据美国巴布森学院（Babson College）的年度创业追踪调查，全美18到24岁的年轻人中，正在全职创业或经营副业的比例，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一倍多。

超过70%的Z世代创业者，第一天就是靠着大模型把自己的业务形态硬生生搭起来的。 因为硬币的另一面是冰冷的现实：过去一年里，面向应届毕业生的职位空缺断崖式下跌了33%。 有官方统计记录以来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第一次全面超过了全社会的平均失业率。 要想理解今天年轻人的荒诞处境，必须先看清过去一百年里，人类社会的白领系统究竟是怎么运转的。 现代工商业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其实是企业内部的学徒契约。 社会学家理查德·桑内特（Richard Sennett）在《匠人》里详细剖析过这种古老制度的现代演变。

不论是中世纪的铁匠作坊，还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、麦肯锡的咨询团队、跨国律所的办公室，它们的底层逻辑惊人一致。 企业招募刚毕业的年轻人，给他们一份勉强糊口的低微薪水。 在这个阶段，年轻人其实并不能给公司创造什么实质性的战略价值。 他们每天做的事情，是给合伙人校对法律文书、在Excel里反复洗数据、把几十张纸质发票贴整齐、调整PPT的字体字号、甚至是在开会前去星巴克帮所有人买好咖啡。 这些工作枯燥、琐碎、没有尊严。 但年轻人愿意忍受，是因为背后存在一份心照不宣的隐形交易。

年轻人提供廉价的体力与时间，替资深人士分担那些不值得花高薪去做的繁杂杂活。 作为交换，企业向年轻人开放了一个极其珍贵的空间：职业见习期。 在这个空间里，你被允许犯错。 你可以偷听合伙人怎么在电话里安抚愤怒的客户。 你可以观察老练的项目经理怎么在跨部门扯皮时完成妥协。 你可以看到一家公司在现金流即将断裂的紧急关头，高层到底是怎么做决策的。 这些东西，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能教会你。 迈克尔·波兰尼（Michael Polanyi）把这称为默会知识（Tacit Knowledge）。

它只能在真实的物理空间里，通过经年累月的肉身浸泡、耳濡目染，一代一代肉身传递下去。 杂活是门票。 学徒制是减震垫。 然而，大语言模型的普及，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效率，直接把这张门票给撕碎了。 企业高管们突然发现，以往需要一个名校高材生熬夜两天才能整理好的行业数据，AI只需要30秒就能输出工整的表格。 一份原本需要法务助理反复核对三遍的基础合同草稿，交给经过微调的模型，几秒钟就能标出所有潜在漏洞。 至于写会议纪要、排版PPT、撰写公关新闻通稿，算法交付的成果甚至比大部分心不在焉的应届生还要稳定。 资本的算盘从来没有温情。

一家伦敦顶尖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此前在行业研讨会上直接说：“如果我们用每个月几十美元的软件，就能把所有初级文书工作完成到85分的水平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每年花几十万英镑，去养一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跳槽的初级律师？ ”梯子的第一级，就这样被生生锯断了。 劳动力市场的宏观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。 美国劳工部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专业服务业与咨询业的整体就业岗位虽然还在微弱增长，但这个增长完全属于那些拥有深厚客户资源、能承担最终商业责任的资深专家。 与之相对的，是初级岗位的全面塌方。

文件准备服务类岗位在一年内锐减了17%，呼叫中心客服岗位减少了近5%，公关与广告公司的初级执行岗位跌幅接近4%。 大厂的大门紧闭着。 它们可能不解雇核心员工，但也绝对不再招收新人。 这种现象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系统性悖论。 如果大厂不再招收学徒，那么五年后、十年后的资深专业人士，究竟从哪里长出来？ 答案是：资本根本不在乎。 我们正在经历的终极大脱钩，就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脱钩。 在由季度财报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为全社会的长期未来负责。

每一家企业都只想立刻享用成型的熟手，至于这批熟手是在哪里完成初级训练的，那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。 学徒时代终结了。 留在原地的人，发现自己连成为螺丝钉的资格都没有了。 既然大厂不再提供工位，那为什么资本又愿意把几百万美元，拱手送给连发票都不会报销的年轻人？ 这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金融奇观。 在旧金山、在纽约、在波士顿，甚至在全球各大科技枢纽，你经常能看到这样荒诞的对比。 一边是23岁的名校毕业生投了800份简历，连一次HR电话面试都拿不到；

另一边是几个毛头小子在车库里写了一份极其简陋的商业计划书，两周内就拿到了风投机构争抢的Term Sheet。 正如希娜·金达尔所说，融200万美元真的比找一份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更容易。 要想看懂这荒诞的一幕，你必须换到风险投资机构的账本上去算账。 对于一家大型成熟企业来说，全职雇佣一个年薪5万美元的初级员工，绝对不是只支出5万美元那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