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ADC产业大爆发

2026年进入尾声，全球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悄然生变。 ADC创新的主导权曾长期掌握在欧美与日本制药巨头手中。 从2000年全球首款ADC药物Mylotarg获批，到第一三共的DS-8201a（Enhertu）以突破性疗效重塑乳腺癌等实体瘤治疗格局，中国药企更多扮演追赶者。 如今，随着ADC技术迭代进入以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（双抗ADC）、双载荷ADC及定点偶联为代表的新阶段，中国药企正加速走向全球创新前沿。 一组数据折射出这种变化。

中国来源的双抗ADC在研创新管线累计达51项，远超排名第二的美国（13项）。 与此同时，跨国制药巨头频频抛出巨额授权交易，中国ADC产业正从过去的技术跟随者，转变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力量。 但从临床研发领先到全球创新价值兑现，中国ADC产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？ 沿着市场、技术、平台与产业链向下拆解，再审视风险与全球商业化前景，才能逐层看清这场ADC竞赛的成色。 ADC竞速，首先发生在快速扩容的抗体药物市场。

沙利文《2026全球抗体药物行业发展蓝皮书》显示，全球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已由2020年的1771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2543亿美元，预计到2030年将达4579亿美元，并在2035年达到6757亿美元。 传统单抗的份额则逐步被更高阶构型分流，市场占比预计将从2020年的96.2%下滑至2035年的44.6%。 ADC与双抗等新型品类接过了增长曲线。 全球ADC市场预计从2024年的141亿美元攀升至2035年的1227亿美元，年均复合增速长期维持在高位。 中国市场的结构跃迁更为迅猛。

2024年中国抗体药物市场规模约为1312亿元人民币，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3964亿元，2035年进一步达到8301亿元。 其中，ADC的增长尤为陡峭。 中国ADC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39亿元人民币增至2030年的662亿元，2024至2030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60.1%。 市场扩容与研发端的加速相呼应。 全球启动的抗体类药物临床试验中，ADC的试验数量占比从2020年的5.9%升至2025年的23.6%； 同期，中国ADC启动临床试验数量从35项增至256项，占比达28.2%。

研发狂潮吸引了超过100家中国药企与研发机构，参与者也从创新药企扩展到产业链服务商。 不同玩家带着资本、技术平台与服务能力入场。 传统药企与BioPharma转型先锋，依托资本与临床推进能力搭建自研平台。 恒瑞医药、石药集团、正大天晴（中国生物制药）、齐鲁制药、先声药业、信达生物、百济神州等，均在推进规模化ADC管线。 平台型Biotech则把竞争推向更底层的技术环节。

百利天恒、荣昌生物、康宁杰瑞、映恩生物、科伦博泰、宜联生物、启德医药、多禧生物、诗健生物、百奥泰、普方生物等，深耕新型抗体、专有连接子或定点偶联技术，成为原创资产的重要输出者。 创新药企之外，CRO与底层服务商提供研发制造支撑。 百奥赛图、药明合联等，分别为行业提供全人源小鼠平台或一站式CRDMO研发制造服务。 管线繁荣很快反映到交易端。 从2019年到2025年，中国抗体药物License-out交易由3起增至56起，2025年交易总金额达到650亿美元。

2021年，荣昌生物将靶向HER2的维迪西妥单抗（RC48）以26亿美元的总交易金额（2亿美元首付款）授权给Seagen，打响ADC出海“第一枪”。 此后，ADC迅速占据出海交易的核心位置。 2023至2026年，全球MNC进一步加快在华引进ADC管线。 百利天恒将首创EGFR/HER3双抗ADC（BL-B01D1）在大中华区以外的权益授予BMS，获得8亿美元首付款，潜在交易总额高达84亿美元。 科伦博泰先后向默沙东授权多达9款ADC资产，协议约定首付款合计2.57亿美元，潜在里程碑付款合计超过115亿美元。

其中，sac-TMT于2024年授权默沙东在中国以外地区生产并商业化，预付款为4700万美元，潜在里程碑付款最高为13.6亿美元。 映恩生物先后将DB-1303、DB-1305等多款DITAC平台资产授权给BioNTech，并在后续与百济神州、Adcendo等达成合作，协议总值超40亿美元。 宜联生物与BioNTech就HER3 ADC（YL202）达成逾10亿美元合作，随后又将YL211授权给罗氏。 启德医药将靶向TROP2的GQ-1010授权给Pyramid，总里程碑款达10亿美元。

交易也从单项授权走向整体收购。 2024年4月，丹麦Genmab以18亿美元全现金对价全资收购普方生物，后者成为中国首家被跨国巨头整体收购的ADC药企。 中国ADC由此走出早期的“代工与跟跑”，成为全球跨国制药巨头的重要创新来源。 交易名单越拉越长，资产背后的技术含金量，才是这波价值的支点。 ADC的概念早在20世纪初便由德国化学家保罗·埃利希提出。 这种只攻击病原体或癌细胞、不伤及健康组织的设想，被形象地誉为“魔法子弹”。 真正进入体内后，这颗“子弹”却要面对复杂的物理与生化矛盾。

单克隆抗体（Antibody）、连接子（Linker）和细胞毒性有效载荷（Payload）通过共价连接组成三元结构，任一环节失衡都可能造成抗体内化不足、连接子在血浆中过早脱落并导致脱靶毒性，或细胞毒素疏水性过强引发聚集清除及耐药。 第一代ADC（如Mylotarg、Besponsa）采用低活性传统化疗药或超高毒性载荷，搭配不稳定的酸敏腙键连接子及赖氨酸随机偶联。 异质性高、DAR值不可控和严重的全身毒性，使其开发举步维艰，甚至一度撤市。

第二代ADC（如Kadcyla、Adcetris）优化了IgG1抗体与微管抑制剂（DM1、MMAE），血浆稳定性有所提升，但随机偶联仍会带来体内清除加快与严重的脱靶毒性。 第三代ADC的标杆是第一三共的DS-8201a（Enhertu，T-DXd）。 其DXd平台将人源化抗HER2 IgG1单抗、高血浆稳定性的组织蛋白酶B酶切GGFG四肽连接子与新型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DXd结合，实现7.7的DAR值与强效抗肿瘤“旁观者效应”，重塑HER2阳性及低表达乳腺癌治疗标准，年销售额迅速迈入数十亿美元俱乐部。

不过，DS-8201a所代表的“单抗+可裂解四肽+Topo1i”组合，仍未跨越多重瓶颈。 最先暴露出来的是毒性边界。 实体瘤中的单一靶点在正常组织里往往也有生理性表达（On-target off-tumor），加之载荷游离释放，常导致严重的血液学毒性与危及生命的间质性肺炎（ILD）。 DS-8201a全级别ILD发生率达15.4%，并带有黑框警告。 即便药物能够抵达肿瘤，耐药逃逸仍可能削弱疗效。 实体瘤具有高度异质性，抗原表达下调、突变或旁路通路激活，常导致肿瘤迅速耐药。 毒素能否高效进入细胞，则是另一道限制。

仅有约1%—2%的ADC能够最终内化进入肿瘤细胞，单一抗原结合往往无法触发足够强度的溶酶体转运降解。 毒性、耐药与内化效率三道关卡，将行业推向双特异性抗体偶联物（BsADC）。 擅长抗体分子设计与生物工艺开发的中国药企，在这里找到了工程化创新的切入口。 双抗ADC相当于对传统单抗ADC做一次“工程化”升级，通过“1+1”机制调控分子行为与时空分布。 这种设计，改变了药物识别肿瘤的方式。 通过“强靶向+弱结合”或差异化亲和力双臂设计，药物需要在两种抗原同时共表达的癌细胞表面才能稳固结合，减少与正常单阳性细胞结合。

以EGFR×HER3或EGFR×c-Met为例，部分设计通过降低EGFR臂亲和力，并借助HER3或c-Met臂增强对共表达肿瘤细胞的选择性，有望减少对正常上皮组织的在靶毒性，降低皮疹及胃肠道黏膜毒性风险。 识别得更准之后，还要解决毒素递送问题，抗原交联由此成为提升内化效率的关键。 双抗双臂与膜蛋白结合后，可诱导受体分子交联成簇，促进原本具有“内化抵抗”或循环再利用倾向的受体（如MET或HER2）向晚期内涵体和溶酶体转运，从而增强载荷的胞内递送与释放。 除了提升选择性与递送效率，双靶向还试图应对耐药逃逸。

单一阻断EGFR往往引发HER3旁路代偿激活，同时阻断两条致癌驱动通路，可压缩肿瘤克隆进化与免疫逃逸的空间。 爱建证券报告梳理显示，全球进入临床2期及以上的双抗ADC共10款（剔除复方），其中9款源自中国企业。 走在最前的是百利天恒Iza-bren（BL-B01D1），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EGFR/HER3双抗ADC。 其采用自主研发的SEBA平台“2+2”四价构型，以高亲和力EGFR IgG1单抗融合两个低亲和力HER3单链抗体片段（scFv），搭配新型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Ed-04（DAR=8）。

Iza-bren在中国已获批鼻咽癌（NPC）和食管鳞癌（ESCC）两项适应证，三阴性乳腺癌（TNBC）的NDA申请也已获受理。 在经治NPC的III期临床中，其mPFS达8.38个月（化疗组为4.34个月），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下降56%（HR=0.44）； 在2L ESCC的III期临床中，PFS和OS均取得阳性结果（mOS 9.79个月vs化疗7.20个月，HR=0.64），全级别ILD发生率仅1.6%。 百利天恒之外，更多国产双抗ADC也在逼近商业化节点。

正大天晴的TQB2102为HER2/HER2双表位双抗ADC，采用四肽可裂解连接